——讀《蘇郎甲楚藏學文集》有感

　　朋友將《蘇郎甲楚藏學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8月版）送給我，請我為這位可敬的老人寫點什么。這個任務使我非常為難，因為我對藏學一無所知，是一個十足的門外漢。出于禮貌，我每天晚上抽出一定的時間，基本上讀完了老人這本18萬字的專著，寫下了一些感受。

　　蘇郎甲楚先生，生于1927年，2000年去世，享年73歲。先生生前與我素未謀面，我是在他留給后世的那些文字中逐步了解他的。那些樸實流暢的文字告訴我，他是一個普通、誠實、善良、嚴謹而又很有毅力的人。1993年5月，老先生到香格里拉縣（原中甸縣）洛吉鄉(xiāng)搞納西語調查時，已是一位66歲的老人。我雖沒有去過洛吉鄉(xiāng)，但那時的洛吉必然是交通不太便利吧，有很多的山道要這位年過六旬的老人去攀爬。在地圖上，老先生去過的那些地方正處在金沙江的峽谷中，一定不會有平坦的道路可走。那年，他采訪了一個叫王子玉的老人，他在《中甸縣洛吉鄉(xiāng)納西語調查》一文中寫道：“我除了對該地納西族遷徙、習俗等進行了解外，重點向老人學習了語言詞匯……”這種樸實的行文，極好地證明了蘇郎甲楚先生是一位謙虛的學者。這種到最基層的調查文章老先生寫的有很多，如《中甸苗族社會歷史調查》、《傈僳族社會歷史調查》等等。我堅信，他的學問有一大半是用他的雙腳走出來的。在社科界，這是一種非?？少F的治學精神。

　　不難看出，先生每寫一篇文章，都是經過大量的閱讀與考證后才動筆的。關于迪慶乃至藏族歷史的那些文章，在細微的辨析中體現出他扎實的歷史學、宗教學基礎。在《格子吐蕃藏文石碑之我見》一文中，“弄棟蠻首領本是姚州弄棟縣部落人”的結論，充分說明了弄棟蠻有首領率眾北走后就居住在格子一帶。在《吐蕃神川都督府與鐵橋十六城再探》一文中，在詳細考證的基礎上，結合漢、藏文文獻及民間傳說、田野調查，他認為神川都督府曾設在今天的其宗。而鐵橋十六城的范圍，他認為就在今天維西縣塔城鄉(xiāng)和香格里拉縣五境鄉(xiāng)境內。

　　很明顯，先生對迪慶地區(qū)的歷史、文化和宗教狀況進行了分段考查研究，寫出了不少有真知卓見的論文，是研究云南藏區(qū)歷史文化奠基性的文獻之一。這一類的文章，有《元代中甸設治淺談》、《明清中甸政教風云》、《明末清初的云南藏區(qū)》、《明秀麗木氏土司對中甸的經營淺識》等等。不難看出，先生貫注的精力橫跨了自唐以后的多個朝代，但將精力集中傾注在元、明、清三代。這不是偶然的，對于研究國史的學者來說，若論及元代前的歷史，必從元代的史實開始考證，比如我們現在最熟悉的地方志書，而元以前是沒有地方志書的。能在元史基礎上有新的突破，無疑是非常艱苦的工作。

　　中華民族的文明史，由56個民族的文明史組成，任何一個民族都不能越俎代庖。蘇郎甲楚先生作為一個藏族學者，他不但尊重漢民族，而且非常尊重生活在迪慶藏區(qū)的其他少數民族。考證中，他引用了大量的漢文史學典籍、資料，并對存在于迪慶境內的納西族、苗族、傈僳族社會歷史形態(tài)進行了客觀的調查，除了歷史事實以外，我們在他的文章中讀不出任何的歧視。我認為，這一點是值得我們每一個民族的學者學習的。蘇郎甲楚先生是一個博學、胸懷寬廣的藏族學者，每一個做學問的人都應向他看齊。

　　蘇郎甲楚先生的文章除了嚴謹的考證外，還充滿了智慧，讀后讓人增長不少的知識，并獲得心理上的愉悅。他對藏族民俗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民俗調查是致愛致誠的，描述中充滿了同情和關懷。他在《話說“茶會”》一文中這樣描述：“茶會是流行于中甸縣大、小中甸的男女青年中的一種集體社交活動，頗受藏族男女青年的歡迎。茶會的程序是這樣的，由男方女方邀請別個村寨的客人到本村赴會。邀約時，首先要搶一樣對方的信物，如果同意赴會，到茶會上即可取回信物；如果不同意，要把不能赴約的理由陳述清楚，取回信物，或挽留對方到本村赴會，雙方不傷感情。假如表示愿意赴會，而違背諾言，欺騙對方，就意味著今后不再往來，失信者的信物就會被剁碎，從此一刀兩斷。”這種描述的真實信在于，完全不是書本上的，而是來源于純粹的民間，讓人無法置疑。在《中甸苗族社會歷史調查》一文中，他對苗族婚姻的描述充滿了情趣：“苗族聯(lián)姻，男方要請兩個能言善辨的媒人，帶上一對雞，十碗酒，到女方家求親，女方若同意訂婚，要邀請親戚們來喝訂酒，吃雞肉，看雞卦，表示兩家的婚姻已訂?！边@些樸實的描寫證明，蘇郎甲楚的愛是廣博的。

　　我在他逝去7年后寫這篇紀念文章，只是想告訴人們：有一個藏族老人，用他一生的執(zhí)著和愛，給我們留下了無價的遺產。這種遺產表述了一個鮮明的主題：如果你想擁有愛，你必須先去愛別人。（李成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