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密洞發(fā)現(xiàn)古老藏經          

　　距迪慶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西北約140公里的格咱鄉(xiāng)境內，金沙江支流崗曲河蜿蜒穿過，在距當地納格拉村25公里外高出河水千仞絕壁之上有一個天然形成的巨大洞穴，隱藏在茂密竹林和叢生荊棘之中，多年來不為人知。這里，海拔3300米以上，地形險惡，氣候惡劣，人煙稀少，僅有一條崎嶇的人馬驛道與外界相連：每逢冬季，大雪封山；每逢雨季，道路阻斷……全年至少有三個月與外界處于隔絕狀態(tài)。這個洞穴就是納格拉洞。          

　　2010年9月，幾個上山采藥的當地村民無意中發(fā)現(xiàn)了納格拉洞，洞穴中藏有寶藏的消息不脛而走，立刻引起了當地政府的高度重視。當年10月，在納格拉村村民協(xié)助下，由迪慶州圖書館組織的考察隊兩次進入納格拉洞考察，洞內的景象讓考察隊人員驚嘆不已——巨大的洞穴內有大小木房20余間，都有明顯人為破壞痕跡，但上千件古老的藏文經書散落在洞中，許多地方還留有火燒的痕跡和被燒壞的經文……考察隊員們徒手翻刨，將發(fā)掘出的藏經一一裝入大編織袋內，由于壁峭林深無法背行，隊員們只能一手一袋，每人拖行兩袋，將這些藏經從洞中取出。經過兩次艱苦的發(fā)掘與徹底清理，考察隊共搶救出洞穴中的藏文佛經2200余葉。納格拉洞藏經自此被發(fā)現(xiàn)，重見天日。

　　納格拉洞藏經從哪里來？納格拉洞藏經的發(fā)現(xiàn)，一石激起千層浪。這批人間凈土香格里拉的佛經秘典到底從哪里來？又是誰把這批藏經放到了千仞懸崖？這得從茶馬古道和藏傳佛教說起。          

　　盤桓于中國西南橫斷山脈間的茶馬古道，將滇、藏、川“大三角”地區(qū)緊密相連，使之不僅成為茶葉、牲畜、藥材的商貿交通之道，也成為沿途各民族的多元融合之道和佛教傳播的人文精神之道。而位于滇、川、藏交匯處的香格里拉，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為茶馬古道的咽喉和要沖。          

　　藏傳佛教是輝煌燦爛的雪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藏族文化遺產，藏傳佛教理論體系的集大成者，就是歷代整理刊刻的藏文《大藏經》。藏文《大藏經》分《甘珠爾》和《丹珠爾》兩部分，共有經典4570部?！陡手闋枴芬鉃榉鹫Z部，也稱“正藏”，是釋迦牟尼本人的語錄譯文，是佛祖圓寂后由他的弟子們結集、記誦而成；《丹珠爾》意為論疏部，也稱“副藏”，是釋迦牟尼弟子及后世高僧對佛教教義所作的論述和注疏的譯文。歷代中央政府對藏文《大藏經》的整理、編纂和刊刻都極為重視。藏文《大藏經》第一次刊刻出現(xiàn)在明代永樂八年（1410年）。此后，明、清、民國各個時期均有對藏文《大藏經》的整理和刊刻，藏傳佛教的思想和儀軌，也隨著一次次經文刊印而不斷傳承至今。          

　　元代末年，藏傳佛教由茶馬古道傳入麗江么些（納西族）地區(qū)，并不斷傳播、發(fā)展。麗江版《大藏經》是藏地最早的《甘珠爾》刻本，它開啟了藏地刊印藏文《大藏經》的先河，對藏傳佛教的傳播推廣意義重大。麗江版《大藏經》刊刻于1608年，是第十九代云南麗江土司噶爾瑪·彌旁索朗繞登（漢名木增）出資刊刻。該經刊刻，歷時13年始告完成，依各乘順序編排，該版藏經共計109函。          

　　由于藏傳佛教歷史上曾發(fā)生多起“劫難”，而每逢“劫難”，佛教僧眾常將經籍埋入地下、洞穴等處掩藏，待機緣成熟時重新挖掘出來，這些被掩藏的經籍被稱之為“伏藏”。民國時期在云南中甸東旺巖穴內曾出土一箱經籍；上世紀50年代在麗江俄咪尼山洞穴中曾出土20枚密封經丸，它們和這次發(fā)現(xiàn)的“納格拉洞藏經”，都屬于“伏藏”的實物見證。據專家初步考證，“納格拉洞藏經”中，除一小部分為藏傳佛教寧瑪派僧人常用的法事用書和賬目記錄外，其余均是藏傳佛教《甘珠爾》內容，包括《大般若經》《妙法蓮花經》《般若五部經》等。

　　潛心修復 “伏藏”重生         

　　“納格拉洞藏經” 藏文古籍文獻的發(fā)現(xiàn)，是茶馬古道藏傳佛教交流互動的重要見證，也是茶馬古道上思想、文化、宗教交流的有力見證。          

　　這些藏文古籍文獻甫一發(fā)現(xiàn)，立刻得到了迪慶州委、州政府的高度重視，他們組織考察隊進行了搶救性挖掘、整理，在挖掘工作結束后，“納格拉洞藏經”修復工作又提上了議事議程。該文獻在云南省古籍保護中心（云南省圖書館）介入并上報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后，“納格拉洞藏經”項目修復工作得以在技術和資金等方面得到支持并全面展開。          

　　自2007年，國務院辦公廳發(fā)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正式開始實施，11年來，全國范圍內各公私收藏機構對所藏漢文古籍、少數民族文字古籍及其他多種形式的古籍文獻開展了全面普查登記工作，成果顯著，光在藏文文獻方面，一批具有重大文物價值和學術價值的珍稀孤罕文獻被發(fā)現(xiàn)，如，在山南市隆子縣發(fā)現(xiàn)了保存千年之久專供贊普御用的《喇蚌經》，是距今年代最久遠、保存最完整的吐蕃時期經書；在西藏博物館發(fā)現(xiàn)了元代第三任帝師達瑪巴拉大都刻本《釋量論》，這是首次發(fā)現(xiàn)的有明確紀年的元刻本藏文古籍……而“納格拉洞藏經”的出現(xiàn)，對元明以來在藏文雕版印刷技術、藏地造紙技藝、藏文書法藝術等方面，皆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文物價值和科研價值。          

　　2014年9月，“納格拉洞藏經”被列入“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組織專家召開研討會，對“納格拉洞藏經”進行修復研究，討論修復方案。四年來，云南省古籍保護中心受托對這批藏經進行精心修復。業(yè)務人手不夠，修復任務重，時間緊，怎么辦？于是，邊培訓，邊學習，邊工作的工作方案得以次第展開。           

　　四年間，由國家古籍保護中心主辦、云南省古籍保護中心承辦的四期“藏文古籍修復技術培訓班”舉辦，來自甘肅、青海、西藏、內蒙古、四川、重慶以及云南全省古籍收藏單位的83名古籍修復骨干參加培訓。其中，有多次參加過修復培訓的藏族、白族、納西族、彝族、蒙古族、回族等少數民族學員，還有10余名云南省近年來培養(yǎng)的州（市）縣的圖書館古籍修復骨干。在古籍修復專家楊利群等的帶領下，學員們任勞任怨，懷著一顆對修復工作的赤誠之心，苦練技藝，認真學習，努力實踐。          

　　古籍修復工作是一項艱苦、細致、專業(yè)性強的工作，“納格拉洞藏經”中單葉藏經、書磚、黑靛藏經的修復方法、程序、修復工具等都各有不同，而浸泡、清洗、澆洗、濕揭、挖補、鑲補、夾接、展平、壓平、裁剪、打蠟等等，每一道工序都必須全神貫注，仔細認真，修復對象不同，修復方案和修復途徑就不同……在心血和汗水的澆灌下，“納格拉洞藏經”修復成果日見顯現(xiàn)。          

　　要達到該經的完滿修復目標，紙的選擇和修復法也是一大難題。要知道，幾百年的風風雨雨，2000多葉“納格拉洞藏經”是怎樣產生存世奇跡的？最大的功勞之一恐怕還得歸功于獨特的藏紙工藝。          

　　據記載，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將內地傳承了數個世紀之久的造紙術也帶入了青藏高原。為了適應高原的特殊自然環(huán)境和藏民的硬筆書寫方式，入藏的造紙工匠們因地制宜地尋找到了一種新的造紙原料——狼毒草，并利用它逐步創(chuàng)造了獨特的藏紙工藝。          

　　狼毒草普遍分布于藏區(qū)，有大毒，但成熟的狼毒草根系越發(fā)達，毒性也越大，制作出來的紙張質量也越高。而也正因為這種毒性，使得狼毒草紙成為身懷絕技的經書保鏢：在藏區(qū)，保存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的經書不勝枚舉，它們之所以歷經歲月滄桑而不懼蟲蛀鼠嚙，就在于狼毒草紙的毒性可以防蟲避蠹。加之高原氣候干燥缺氧，狼毒草紙所制經書還具備防潮和防腐的特點。為了找到能夠匹配狼毒草紙的修復用紙，修復團隊分別派專業(yè)人員赴省內各地以及西藏、貴州、安徽、福建等省區(qū)調研考察彝文、東巴文包括藏文在內的少數民族文字古籍修復用紙。通過比較與鑒別，最終在安徽潛山選擇了專門用紙和紙漿，他們用迪慶狼毒草根汁和紙漿混合，成功創(chuàng)制出“人工紙漿補書法”，為今后少數民族文字古籍修復提供了重要經驗和參考價值。          

　　“納格拉洞藏經”修復工程一共搶救性修復了 “納格拉洞藏經”2285葉，開啟了全國藏文古籍修復的先河，也對全國少數民族文字古籍的修復、保護和傳承，起到了的示范和推動作用，是中華古籍修復新的、重要的成果，也讓云南省少數民族文字古籍修復工作在全國處于了領先地位?！凹{格拉洞藏經”是新發(fā)現(xiàn)的三迤大地雪域高原上的文化瑰寶和云嶺明珠，同時也是進一步增進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新成果。高原明珠亮，璀璨煥古今！（云南網）